15歲，知青下鄉，陜北插隊；

22歲，走出窯洞，清華求學；

26歲，大學畢業，在京工作；

28歲，主動申請，來到基層；

32歲，離開正定，廈門履新；

……

習總書記的青春成長故事常被提起。有青年感慨：“總書記是我們的學習榜樣和人生導師，他的個人成長經歷為我們的學習成長帶來無盡動力。”

今天，我們一起重溫、學習。

迎難而上 越挫越勇

1969年1月13日，北京站，人山人海。知青、來送行的家人、維持秩序的警察、軍人、車站工作人員，擠滿了站臺。

這是北京知識青年即將啟程“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時的情景。15歲的習總書記，就在其中一列開往陜北的“知青專列”上。

坐了一天一夜火車，又冒著滾滾飛揚的黃土乘坐卡車，再步行10里山路……最后進入眼簾的，盡是“窮山僻壤”。

有知青坦言當時很失落，無法將眼前的情景與自己的未來聯系起來。

初到鄉村，習總書記心中同樣茫然：“離開京城，投入一個陌生的環境中，周圍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僅15歲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獨。”

他被分到了梁家河大隊。

“我一去最受不了的就是跳蚤。”那種疼痛感習總書記一直記得：“一咬就是成片的紅包，最后紅包就變成水泡了，水泡就爛掉，哎呀，痛不欲生啊。”

吃的也不好，同行的知青回憶：“肚子里總是感覺空空的。”

還有數不清的農活。“那時我們學犁地，雖然看著簡單，人家都是一個直線就過去了，但是我們一弄，就是歪七扭八。”知青王燕生回憶，“近平最初和我們一樣，干農活也是很不熟練。”

另外，父親仍在監管中，尚無明確結論，始終似一片烏云懸頂……

艱苦的生活、不幸的境遇、完全陌生的環境，對于一個只有十幾歲的少年來說，其內心的壓力可想而知。

最初，習總書記也并不能完全調整好心態。“別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卻很隨意，老百姓對我印象不好。”

彷徨、迷惘過一段時間后。曾經參加過革命的姨姨和姨夫的幾句話對他產生了很大影響：“我們那個時候都找機會往群眾里鉆，你現在不靠群眾靠誰？當然要靠群眾！”

一席話振聾發聵，讓原本迷惘的習總書記豁然開朗。

他開始沒黑沒白地干活，風里雨里都在窯洞里鍘草，牲口圈里鍘草，一樣一樣地學。沒過多久，習總書記就連過數關，“不怕咬了”“什么都吃了”“所有的這一套生活上的事情都會自己料理”，還成了“最壯的勞動力”。

對于信仰的追求，習總書記同樣拿出了迎難而上的那股子韌勁。

為了加入中國共青團，他寫過8份申請書；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先后寫了10份申請書。

第一次寫入團申請書，公社書記堅決不同意，還把幫習總書記遞申請書的大隊支部書記罵了回來。

但習總書記毫不氣餒。“我是一個年輕人，追求上進，有什么不對？”過幾天，他又寫了兩份申請，請支書又給遞上去，就這樣一直寫到第八份。

習總書記后來回憶，當時心中已“沒有那種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種自卑感”。無疑，支持他的是心中對共產主義堅定的信仰和面對困難越挫越勇的寶貴品質。

習總書記在繁重勞動之余還在一直堅持學習。

為了讓時間得到最高效利用，他“多線程操作”：白天干活，勞動休息時看書，放羊時也在黃土高坡上看書，到了晚上就在煤油燈下苦讀到深夜。

受挫不短志、逆境也涅槃。

“近平這個人比較沉穩，抗壓能力比較強。”曾經同住一孔窯洞的知青戴明說，“從來不跟我們訴苦，更不抱怨什么。”

習總書記自己則這樣總結：艱難困苦能夠磨練一個人的意志。七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后來遇到什么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的困難條件下還可以干事，現在干嘛不干？你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

幾十年后，習總書記這樣勉勵廣大青年：“青年在成長和奮斗中，會收獲成功和喜悅，也會面臨困難和壓力。要正確對待一時的成敗得失，處優而不養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順境逆境都成為人生的財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這段發自肺腑的話源于理解，更源自生活。

大膽探索 勇于創新

1984年隆冬里的一個清晨，正定火車站。守在站臺上接牛的人群突然熱鬧起來：“個頭真不小。”

習總書記曾回憶這段往事：“正定那時搞的是純農業，我考慮正定離石家莊很近，就提出搞多種經營，發展‘半城郊型’經濟……養奶牛也是那時開始的。”這批牛的到來，帶動養牛業迅速發展起來，成為正定面向縣外的一筆“大買賣”。

正定人至今難忘，30多年前，正是在習總書記的帶領下，正定打開封閉的大門，拆掉思想的圍墻，迎來八面來風。

分配上搞平均主義、社員出工不出力、生產效率低下，怎么辦？習總書記力推農村改革。在習總書記的倡導下，1983年1月，正定在河北開創先河，全面推行包干到戶責任制辦法。兩三年時間，全縣農業總收入翻了近兩番。

“依托城市，服務城市，大搞農工商、農民變工人、離土不離鄉。

“城市需要什么，我們就種什么；城市需要什么，我們就加工什么。”習總書記提出的“半城郊型”經濟發展路子，讓所有人耳目一新，更讓正定實現了“利城富鄉”。

“山西省一位縣委書記到正定參觀，臨行前感慨地說：‘這里，聽不見人人喊改革，但處處在改革。’”

這是1985年第1期《中國青年》上一篇通訊里的一段描寫，報道的正是時任正定縣委書記習總書記領導下“高產窮縣”的新面貌。

那個時候，習總書記剛過而立之年。

兩年多前，習總書記放棄了北京的優越條件來到正定，先后任縣委副書記、縣委書記。

剛來的時候，正定頭戴糧食高產縣的帽子，卻連溫飽都沒解決。

“畝產過千斤可農民還吃不飽，偷著到外縣換紅薯干吃。這些事，你了解不？”上任沒多久，從三角村調研回來的習總書記這樣向時任正定縣委副書記的程寶懷發問。

“我了解。”程寶懷回答。

習總書記點點頭，繼續分析：“我覺得正定當前的現狀是，經濟上農業單打一，農業上糧食單打一。交的糧食越多，群眾收入越低，咱們實際是個‘高產窮縣’！”

“我們應該向上級反映一下，爭取減少一部分征購。”習總書記鄭重地說。

不久之后，好消息傳來，當年全縣糧食征購任務減少了2800萬斤！

謙遜隨和的習總書記，在改革問題上始終果斷干脆、態度堅決。

“廣大青年要保持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不懂就學，不會就練，沒有條件就努力創造條件。”這是習總書記對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也是他自己的真實青春寫照。

“習副市長敢負責有擔當！”

“在最緊張最困難的時候，他撥出的這30萬，徹底扭轉了一座百年建筑的命運！”時任廈門博物館館長、負責八卦樓修復工作的龔潔多年后回憶起和習總書記的那次對話，仍難掩激動之情。

那是1986年的一天，龔潔向時任廈門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的習總書記發出參觀八卦樓的邀請。

“好啊！”習總書記答應得很干脆。

院落里轉了一圈后，龔潔說，“還有樓上”。

“我知道你的意思。”習總書記會意，伴著老舊樓板發出的嘎吱聲拾級而上，目之所及，是屋頂長期漏水遺留下的一道道黃褐色霉跡……

“缺多少？”習總書記邊走邊問。

“30萬元。”龔潔回答。

“明天來拿。”習總書記說。

時任福建廈門市副市長的習總書記到國外考察。

時任福建廈門市副市長的習總書記到國外考察。

這件事發生在習總書記赴廈門履新的第二年。當時，習總書記30歲出頭，“是市領導班子中最年輕的一位”。時任廈門市委副書記的王金水回憶：“他做事很扎實，很注重調查研究，不打官腔。他經常深入基層，對基層碰到的難題，不是叫別人寫報告，而是直接帶到市政府落實，很快就解決。”

有一年，廈門出現30多年未見的百日大旱。稻田里，本該抽穗揚花的水稻大面積枯死。稻田邊，習總書記眉頭緊皺。

“不能等！拖拉機、電灌抽水機、柴油、化肥，都趕緊調配。”習總書記當場拍板，并督促有關部門盡快落實。之后，他帶隊到田間地頭，站在抗旱第一線，及時解決實際問題……

因抗旱及時，當年農民人均收入不但沒有減少，還增長了20元。

“習副市長敢負責有擔當！”當地群眾贊不絕口。

“廣大青年要牢記‘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立足本職、埋頭苦干，從自身做起，從點滴做起，用勤勞的雙手、一流的業績成就屬于自己的人生精彩。”習總書記用自己的火熱青春，為這句寄語寫下生動注腳。

以強者的勇氣面對逆境和挫折，迎難而上、越挫越勇；以開拓者的銳意突破藩籬、積極進取；以實干家的態度立足本職、勇于擔當。這便是習總書記為廣大青年朋友樹立的榜樣。（轉載自：央視網）